即使一些太原本地人也會把龍山、天龍山混為一談，因此説“龍山石窟”，很多人就會認為是“天龍山石窟”的縮稱。其實，天龍山和龍山是兩座山。天龍山原名“方山”，因北齊皇建元年（560年）山中築天龍寺，以寺改名；而龍山夾懸甕山天龍山之間，山名由來不知，北齊清河四年（565年），成武帝曾以山名改晉陽縣為龍山縣。天龍山石窟，是始鑿於東魏、續鑿於北齊及隋唐的著名佛教石窟；龍山石窟，則是初鑿於唐、終成於元的我國規模最大的道教石窟。
宗教意義上的石窟起源古印度遠僻的山林，但在古中國崇山峻嶺間創造出輝煌，成為接受敬仰和膜拜的宗教文化盛景。談論石窟，人們的話語會與敦煌莫高窟、龍門石窟、雲岡石窟和麥積山石窟等佛教石窟形成習慣性鏈接，而承載中國本土文化、體現民間樸素信仰的道教石窟，則很難成為話題。造成這樣的局面，根本原因還是在於佛道自身教義的不同。佛教為“像教”，僧尼需觀像禪修，信眾求面佛跪拜，故佛教雕塑石窟甚眾；而道教秉持“道本無形”理念，以為信仰無須岸然道貌，但後來即領悟久無形象、不利傳播，也開始了塑像鑿窟。
元代在太原龍山開鑿道教石窟的宋德芳，就是這樣清醒有為的弘法者。
元人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記述，宋德芳道號“披雲”，曾先後拜丘處機等道教全真三大宗師，“修道早有所成”。尤其他在山西一域傳教時不僅門徒廣眾，而且鑿窟建宮修觀，貢獻巨大，另一位元人王利用在《道行碑》中贊其“三燈傳一燈，一燈續三燈”，終成元代道教全真四大高道之一。
金興定六年（1222年），宋德芳跟隨丘處機赴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見到“日事攻戰”的成吉思汗，目睹丘處機以“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之論規勸成吉思汗“敬天愛民”，感受到道家濟世匡時的努力。而對自己的傳道修煉，又蒙丘處機指點“汝緣在西南”。西域歸來，宋德芳就循着師傅指引的方向，最遲在元太宗窩闊台六年（1234年）之前來到太原弘道。
肩負使命的宋德芳踏過晉陽故城的殘磚斷瓦，迫不及待地攀入西山內腹考察。他首先見到了巍然聳峙的蒙山摩崖大佛，隨後又見到了松柏掩映的天龍山佛教石窟，他應該駐足1500餘尊佛家石像前捻髯歎息。當宋德芳搜遍羣山的時候，終於在龍山之巔發現了塌圮的昊天古觀，道觀旁，竟有兩龕刻畫着宋人名字的道教石窟！那一刻，憂喜交織的披雲子臨風發誓，一定以“千峯獨步”之志鑿造石窟，“玄風一扇，比屋迴心”，3年內重振太原道教輝煌。
披雲子宏願立誓當然有現實政治社會背景作為支撐。蒙元一朝，對各類宗教採取自由流佈、兼容幷蓄的政治態度和優禮政策，各種宗教獲得恣情發展的珍貴歷史機遇。13世紀，波斯史學家志費尼所撰《世界征服史》説，成吉思汗對所有宗教持“不捨一種而取另一種，也不尊此而抑彼”的立場，“雖然選擇一種宗教，但多數不露任何宗教狂熱”。回溯元代太原宗教發展確實如此。蒙元統治者雖然對經營太原城闕沒有多大興致，還砍倒無數莊稼種草牧羊，但尊崇佛教的他們重修了北齊皇家佛教場所法華寺，新築了陽曲帖木兒佛塔等佛教建築，同時也放任宋德芳聚集資財、組織民力在龍山硜硜釺石，經年鑿造道教石窟。
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年）的《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記載了宋德芳龍山鑿窟之功，稱其“歷太原之西山，偶抵一道觀，荒涼極目，乃向神遊時所見。拂拭石刻，有宋童二字。真人曰：宿緣無可逃者，留居之。曾不三年，輪換一新，遂為西州偉觀。”這段碑文，強調了宋德芳與太原城的“宿緣”，記述了他在此創造中國道教石窟“偉觀”的非凡歷程。
宋德芳後龍山石窟達到8窟66尊造像的規模。第1窟為虛皇龕，其內元始天尊坐像面容清癯；第2窟為三清龕，有雕像15尊，元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結跏趺坐；第3窟為卧如龕，安卧之像傳為全真派祖師王重陽或宋德芳本尊；第4窟為三天師龕，雕有道教創始人張道陵及子張衡、孫張魯像；第5窟為玄真龕，雕有唐時飛昇成仙的玄真子張志和；第6窟為七真龕，雕有“全真七子”像；第7窟為披雲子自贊龕，雕刻了宋德芳及弟子秦志安、李志全論道場景，另有著名的“婦人啟門”聽講造像；第8窟為三皇龕，應為神農、伏羲、黃帝造像窟。從洞窟藝術風格看，後人盛讚龍山石窟雕琢技術奇特，人物造像面形方圓，身形衣飾線條洗練，整體風格簡約粗獷，散逸出濃郁的生活意趣。
披雲子宋德芳率眾自元太宗六年（1234年）山頭動釺，自次年龍山石窟即大部告竣，又過了1年，殘破的昊天觀也重修落成。就在松風明月的龍山道觀內，宋德芳與門徒啟動了蒐集、刊印道教經書的浩繁工程，並在6年後編校成“三洞三十六部之零章，四輔一十二義之奧典”的道教重要典籍《玄都道藏》。太原龍山也在這個時期成為北中國最為重要的道教活動區，確立了其在中國道教史上舉足輕重的地位。
令人喟歎的是，盛極一時的太原龍山隨元滅再度陷入沉寂，鐘磬之聲久而難聞。戰亂之中，龍山石窟中精美的石像頭顱也大多割盜，至今難覓其蹤。幾頁風雲散去，龍山石窟，遂成元代留給太原凝重的背影。
馬紹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