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一介書生，論文著書，倚馬可待，其文學功底在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內是排在前幾位的。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作為一個理論家、宣傳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才華橫溢，綽有餘裕。
1931年初，瞿秋白的領導崗位被解除了，這對他來説是一種解脱，他可以在一直醉心向往的文學園地為黨工作。從此，開始了他在文學活動中黃金般的輝煌時期。
魯迅比瞿秋白年長18歲，又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在文壇的地位比瞿秋白重要得多。然而，正如《序言》中所説：“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 魯迅把革新的希望寄託於青年，他對蕭紅等青年的温和，他同青年木刻家們的友誼，讓人印象深刻。
也是在1931年，魯迅和瞿秋白第一次通信，並逐漸建立起深厚的友誼。此後瞿秋白遇險時，曾數次前往魯迅的住所躲避。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遇害，魯迅非常憤慨，決定編訂瞿秋白的譯文集以資紀念，於是《海上述林》出版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是魯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聯句，書贈瞿秋白的條幅。本期的“品讀”就講述魯迅與瞿秋白之間真摯的友誼。
■葉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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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同為“左聯”主力
職位變更後，瞿秋白夫婦每月僅能領到十六七元的生活費，瞿秋白身體有病，但每天仍工作16小時以上。他氣定神閒，情緒內斂，從不在朋友、同志和妻子面前訴説其受到的打擊。見過他的人，對他的安詳、平靜、瀟灑和幽默，都感到意外。
1931年4月下旬，茅盾到上海大西路兩宜裏看望瞿秋白，茅盾當時正寫長篇小説《子夜》，想徵求瞿秋白的意見。在和茅盾的交往中，瞿秋白不時問起魯迅。他對魯迅景仰已久，對至今未能與魯迅見面引以為憾。
5月初，馮雪峯來到茅盾家。瞿秋白看了馮雪峯帶來的《前哨》上刊登的魯迅所寫《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高興地説：“寫得好，究竟是魯迅。”馮雪峯和茅盾考慮到瞿秋白的安全，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魯迅的寓所，但又覺得不是長久之計。最後由馮雪峯設法，在南市區紫霞路68號謝旦如家，替瞿秋白找到住房。
在這前後，瞿秋白開始和左聯發生聯繫，參與了左聯的領導工作。4月底，在茅盾家避難時，茅盾對瞿説，左聯像政黨，關門主義，不重視作家的創作活動。瞿秋白大致同意這個看法。5月，茅盾任左聯行政書記，瞿秋白邀茅盾去談，提議改進左聯工作，再辦一個文學刊物，以對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運動，以及1928年以來的普羅文學運動進行研究總結。本來，魯迅、馮雪峯和茅盾也早有辦刊物的打算，經過研究，決定將已被查禁的《前哨》從第二期起改名為《文學導報》，專登文藝理論文章，並創辦大型文學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編。瞿秋白此後所寫文藝論著，多數發表在《文學導報》和《北斗》上。
魯迅是左聯的主帥，但是他畢竟不是黨員，是“統戰對象”，所以左聯中的多數黨員對他尊敬有餘，服從不足。瞿秋白則不同，他在黨員中的威望和文學藝術上的造詣，使得黨員們人人折服。所以當他參加了左聯的領導工作，並對魯迅充分信賴和支持後，就使得魯迅如虎添翼。魯迅與瞿秋白的親密合作，產生了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以上海為中心的左翼文藝運動，在日益嚴重的白色恐怖下，開闢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道路，並且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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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會友結為知己
這一時期，瞿秋白一度從組織上直接領導了中國共產黨文化委員會（即文委，是文總的領導核心）。人們發出這樣的評價：“左翼文聯兩領導，瞿霜魯迅各千秋。”
過去，左聯不允許盟員在資產階級報刊上發表文章，而自己沒有報紙，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參加領導左聯後，開始逐步、有計劃地佔領這些宣傳陣地。於是，左翼作家發表了許多反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雜文、隨筆、漫畫等。
法國人辦的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唱片業中首屈一指。公司業務負責人任光與田漢很熟。田漢要夏衍向瞿秋白請示，可不可以爭取任光幫助，錄製進步歌曲廣泛發行。通過任光，把聶耳、田漢、冼星海、孫師毅等人作曲作詞的進步歌曲，錄製成百代公司唱片。從此，《漁光曲》、《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唱遍華夏大地。
回顧左聯的輝煌戰績，誰都不會忘記魯迅和瞿秋白的作用。如果把上世紀30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藝家隊伍比作衝鋒陷陣的大軍，那麼，這支大軍的統帥就是魯迅，而瞿秋白則是當之無愧的政治委員。
馮雪峯是紫霞路瞿家的常客。瞿秋白見到他時，總是問，魯迅近來好嗎，在寫什麼，對左聯工作有什麼意見?馮雪峯見到魯迅時，也常談起瞿秋白，轉告瞿秋白對工作的意見。魯迅很看重他的意見。當馮雪峯把瞿秋白對一些譯文的意見轉達給魯迅時，魯迅忙説：“我們抓住他！要他從原文多翻譯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確是最適宜的了。”
魯迅也很看重瞿秋白的雜文，説寫的尖鋭、明白、曉暢，真有才華！但也指出不足之處。魯迅更看重瞿秋白的文藝理論文章。有幾次，他對馮雪峯説：“皇皇大論！在國內文藝界，能夠寫出這樣論文的，現在還沒有第二個人！”魯迅最初交給瞿秋白譯的書，是蘇聯作家格拉特柯夫的長篇《新土地》，可惜這部書稿後來毀於“一·二八”事變時日軍的炮火。
1931秋，曹靖華把《鐵流》譯稿寄給魯迅，但未及譯出涅克拉索夫寫的序文。魯迅便託馮雪峯請瞿秋白譯。瞿秋白很快譯出，並將《鐵流》部分譯稿與原著校核。不久，魯迅又拿盧那察爾斯基《被解放的堂·吉訶德》請瞿秋白翻譯。瞿秋白立即動手，譯文從1931年12月起，在《北斗》上連續刊登；1933年10月，又由魯迅交聯華書店出版單行本。魯迅在後記中説“使中國又多一部好書。”
（下轉第3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