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生有兩次重大選擇，一是回國，二是從軍。” 62歲的海軍某部首席研究員黃韋艮説。
1992年，歷時6年半，以優異成績在英國完成碩士、博士、博士後全部課程學業後，黃韋艮毫不猶豫選擇了歸國，博士論文扉頁上的一行字表明瞭他的心跡：“To my country,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獻給我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他的月薪為1500英鎊，這相當於他回國後10年的工資。
那時在國內，“重陸輕海”的觀念還很重，“藍色國土”的地位和價值還未彰顯。他專攻的海洋遙感在國內還是新興學科，相關研究起步晚、底子薄，剛剛回國的黃韋艮就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幾乎全要從頭開始。
“這同時也是在創造某種歷史！”黃韋艮的態度卻很積極，歸國後很快找到國家海洋局的同行，白手起家開始打造海洋遙感團隊和國家重點實驗室，着手發展我國的海洋遙感技術。
這一干，就是十來年。2006年，經過長久的奔走呼籲與技術積累，黃韋艮與同事一起創建了我國首個海洋遙感國家重點實驗室。這時，他已經先後主持和承擔了國家863計劃項目、973重大基礎研究計劃、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等20餘項重大科研項目，獲國家、省部級科技進步獎12項，攻克了不少海洋遙感方面的前沿問題，有的還屬於世界性技術難題。
就在這時，年逾半百的黃韋艮突然作出了一個讓周圍人吃驚的決定，參軍入伍！
下定這個決心並不容易——由於研究領域性質特殊，一旦“參軍換軌”，就意味着從此隱居幕後，研究成果與國際評獎、學術影響等再無關係。
黃韋艮卻很淡然：“就好比前面有一道牆，突破它，國防和海軍建設很可能會迎來一片廣闊的新天地，你是破還不破？”
其實，隨着專業研究的深入，這種“到部隊去，到海軍去”的念頭由來已久。2010年6月6日，黃韋艮提筆給時任海軍首長寫了一封長信，詳細描述了自己直接為海軍服務的迫切願望和研究領域在海軍的應用前景。寄信前有朋友勸他，你還差幾天就滿55歲了，很可能“剛到部隊就要退休”，還這麼折騰幹嗎？
他回答：“別人説我是‘海歸’，我説我不是‘海歸’，是迴歸。能為報國強軍做更多事，我當然義不容辭。”
3個月後，黃韋艮獲准特招加入人民海軍。
帶着國家海洋局領導“像割肉一樣”的惜別之情，他離開國家重點實驗室，告別國際學術舞台，告別89歲高齡的母親，告別妻子和女兒，獨自來到海軍某部，成為一名花甲新兵。
曾幾何時，在實戰化背景下，海上某項信息保障問題一直是海軍一線作戰官兵的心結。黃韋艮來單位報到的第二天就扎進部隊，連續40多天調研摸底後，直接瞄準了這個困擾海軍部隊多年的關鍵性難題展開攻關。
隨之而來的也有雜音，“這項技術實踐中根本不可能實現，研究純粹是徒勞”“這個技術可以設法繞開，還是搞一些務實的課題吧”。
“我不怕，就算論證失敗，也有失敗的收穫。”黃韋艮先後幾十次出海，蒐集了近10TB數據資料，又花費兩個月一張圖一張圖對比，一個點一個點印證，詳細分析了數據特點及技術規律，最終總結出科學結論，為海軍海上兵力行動找到一套操作性較強的參考規則。
“這是我們多年來一直想解決的問題，今天你給了我答案，你們部隊了不起，你黃韋艮了不起！”那一次，原本安排10分鐘的成果彙報，最後海軍首長聽了一個多小時。
此後，相關成果迅速在海軍一線部隊推廣開來，並引起強烈反響。一位首長風趣地説：“這是黃韋艮在藍色方陣中踢出的第一腳正步，是年近花甲的他用‘老花眼’打出的第一個十環。”
“十環”的開門紅沒有讓黃韋艮放緩腳步，任務一項接着一項。“7年來，黃韋艮幾乎沒有週末，即便休假也是回去看看老母親，待上幾天就提前歸隊搞研究。”海軍某部政委譚波介紹。
“這都是關乎國家戰略安全利益的項目，多搶些時間，就能早出成果。”黃韋艮急得恨不得“大腦時刻保持在高速運行計算模型推演的狀態”。
如今，黃韋艮已經獲國家和軍隊科技進步獎12項、國家發明專利9項，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
他的確是“勞動模範”，黃韋艮已經兩度延遲退休，60歲時推遲了1年，到61歲又推遲了3年。他總是説，要抓住自己有限的時間，為國家和海軍多做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