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共滿洲省委有關文件時，瀋陽文物古蹟保護研究中心業務部主任、副研究員張璐查到這樣一份報告，雖然時隔80多年，報告人的安危仍然躍然紙上，令人不免捏上一把汗。
這份報告完成於1931年10月27日，是中共滿洲省委向黨中央發出的緊急報告，內容為《關於省委遷到哈爾濱報告》。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滿洲省委堅決抗日的嚴正立場及其在民眾中產生的巨大影響，使日本侵略者惱羞成怒，對瀋陽實行了更加嚴酷的統治，瀋陽的革命形勢更加危險。
在這份報告中，中共滿洲省委首先報告了瀋陽的情形：“a.居民特別是關里人半遷移或入關了。b.商店一般是半休業的狀態，停閉的一日多一日。c.兵工廠迫擊炮廠皇姑屯工廠的工人多半離開，紗廠關門未開，大英煙廠最近亦做半工，現又有關廠的消息。d.旅館亦大半歇業。e.除日本報紙外，上海天津的報紙是不能看到，我們對全國的情形知道很少。 f.統治階級戒嚴，每日到了五時即不能通行——這樣狀況，從現在國際和國內形勢看來，往後恐要更加厲害。”
在這樣的形勢下，當時黨的很多工作都已經無法開展，隨後中共滿洲省委分析了哈爾濱的情形：“a.北滿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地位上是很重要的。b.哈地情形複雜對於鞏固機關和職業化的問題較易解決。c.每日到夜十二時還可工作，在工作的效率上大得多。d.哈地工作最近有較大的發展，需要加強領導力量。e.哈地各地報紙都可看到，對於全國情形較易知道。”
通過上述分析，當時中共滿洲省委建議將省委機關從瀋陽轉移到哈爾濱，而隨後的鬥爭形勢也驗證了他們判斷正確。
張璐説：“可惜的是，當時滿洲省委還沒有收到中共的回覆意見，就遭到敵人的破壞。”
1931年11月21日上午10時左右，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廖如願、省委宣傳部祕書楊先澤剛走到商埠地三經路俄國領事館門前，突然遭到日本憲兵的搜身，在廖如願的馬褂衣袖筒內發現兩張反日傳單。楊先澤走在前邊，本來敵人並沒有發現他，這時他回頭看見廖如願被日本憲兵抓走，表現出緊張的神情，日本憲兵認為可疑，遂將其一起逮捕。
當時他倆被帶到東城日本憲兵分遣隊，敵人對他們嚴加審訊，並動用酷刑。楊先澤當即叛變，日本憲兵以楊先澤為突破口，先後逮捕包括省委書記張應龍在內的多位中共滿洲省委成員，滿洲省委遭到破壞。
中共中央得知滿洲省委被破壞的消息後，於當年12月任命當時正在哈爾濱巡視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羅登賢為滿洲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重新組建滿洲省委。新省委組成後，鑑於前屆省委給中央的請示報告及當時的實際情況，經中央同意，在羅登賢主持下，中共滿洲省委機關於1931年末由瀋陽遷到哈爾濱，繼續領導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
（本版照片由本報記者郭平翻拍）
□本報記者/郭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