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大鋸扯大鋸，姥姥門前唱大戲……”“小耗子上燈台，偷油吃下不來……”那些滿懷着親人疼愛和期望的兒歌，那些承載着民族文化的兒歌，那些關於兒歌的美好記憶，驀然湧上心頭！
説起兒歌，我們都不陌生。據考，中國自堯舜時就有了童謠，即《列子·仲尼篇》中記載的“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這是古典文獻中記載的最早的一首童謠，它借小兒之口唱頌了堯的德政。其中“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詩經·周頌·思文》中的句子。我國古代不叫兒歌，而稱為童謠、童子謠、孺子歌、小兒語等。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發展中，童謠往往被認作是一種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或宣傳迷信的輿論工具，因此，古代童謠常常蒙上了強烈的政治和迷信色彩。如秦始皇時期曾有“阿房阿房亡始皇”（南朝梁·任日方《述異記》卷下）。又如王子今先生在《略論兩漢童謠》一文中指出：“漢代童謠承擔了社會批評的職能，作為政治預言形式，也影響着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明代社會對兒歌的認識有了變化，出現了由呂坤個人蒐集整理的我國第一部兒歌專集《演小兒語》，共收各地民間童謠46首。至清代兒歌的收集和研究有了新的進展，出現了兒歌選集《天籟集》《廣天籟集》等。其中《天籟集》的編者鄭旭旦稱兒歌是“天地之妙文”，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們對兒歌價值的認識有了進步。20世紀前期，隨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發展，兒歌的蒐集與研究也迎來了新高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美國的傳教士泰勒·何德蘭（Isaac Taylor Headland）主要收集中國的兒歌150首，出版了《孺子歌圖》（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書中每首兒歌中文版和英文版並列，且每首兒歌旁都配有一到兩張照片。此書蒐集了很多我們今天仍然家喻户曉的兒歌童謠，如“大拇哥，二拇弟，鐘鼓樓，護國寺，小妞妞，愛聽戲”“水牛兒水牛兒，先出犄角後出頭……”。這本書體現了我國古代民間兒歌發展的繁榮景象，對研究老北京兒歌及民俗極具參考價值。
兒歌一詞在我國正式使用，是在“五四”以後歌謠運動大發展時期。1918年，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導下，北京大學創辦了《歌謠》週刊。“五四”之後，“兒歌”一詞廣泛使用，沿用至今。現代意義上的兒歌，包括民間流傳的童謠和作家創作的兒歌兩部分。新中國成立後，尤其在1958年新民歌運動的推動下，對古代兒歌的研究又有了新進展，如1962年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古代兒歌資料》一書，這是我國古代兒歌第一次得到比較系統的整理。
隨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兒歌從民間文學慢慢發展成為兒童文學的重要樣式之一，不僅易學易記易唱易演，而且易遊戲易改編，日漸成為最受嬰幼兒喜歡及最易為他們所接受的文學形式。從多個角度來審視兒歌，無論是從古代流傳至今的民間兒歌，還是現當代作家創作的兒歌，都藴含着豐富的認識、娛樂、教育、審美等多重價值，為兒童教育提供了生動有趣的養料。兒歌有多種特殊的樣式：在充滿童趣的遊戲歌中，我們體驗着遊戲精神：如《丟手絹》《拍手歌》《黑貓警長》等；在謎語歌、顛倒歌、繞口令、數數歌等多種別具情趣的兒歌中，我們感受着兒歌活潑與競技的精神。兒歌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反映民俗民風生活風貌的兒歌，讓我們陶冶情操，感受着民族文化的魅力，如《幺妹幺》《數蛤蟆》《大拇指》《桃花》等；流淌着善良、關愛、同情、寬容、自立等美好德行與豐富情感的兒歌，滋潤着我們的心靈，如《大米飯》《排排坐》《洗手歌》《我唱歌兒騎着馬》等。兒歌的語言簡潔明快又準確精練，凝聚着母語的精粹，閃耀着母語的精神，承載着民族的傳統文化，是兒童最好的精神營養和撫慰，是兒童最早感受母語、親近母語的範本，也是兒童學習生活、認識自然與社會、愛人愛家愛國的最好的途徑。小小兒歌，豐富多彩，大千世界，盡在其中。小小兒歌，一兒習之，可為諸兒流佈。童時習之，可為終身體認（《呂近溪小兒語》並序）。
總之，兒歌是兒童一生的“恩物”。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娛樂化時代，如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一書中所揭示的，電視等新媒介對兒童乃至整個社會發展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許多孩子跟電腦的熟悉程度超過了他們跟父母的熟悉程度。”由此，兒童的健康成長更需要兒歌的薰陶與滋養。事實上，當前兒歌教育日益受到世界各個發達國家的重視。美國圖書館協會提出：從幼兒出生開始，家長應堅持每天給孩子讀書、唱歌、反覆唸誦兒童歌謠等。英國BBC將頻道細分為CBEEBIES頻道、CBBC兒童頻道等。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立“世界兒歌日”的目的，也是要通過兒歌搭起各國兒童溝通交流的友誼橋樑，寓教於樂，充分發展兒童的身心能力和個性特徵，培養他們對民族文化、民族語言以及對祖國的熱愛和尊重。
一百多年前，何德蘭在收集兒歌時曾經説過：中國的兒歌真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海洋。無論是儒士還是文盲，無論是皇帝貴胄還是貧民乞丐，無論是城裏孩子還是鄉下的兒童，他們都熟悉兒歌，會唱兒歌，從幼年就受到兒歌對身心的薰陶。小兒歌，大世界；小兒歌，真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