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衡
進入四月，又是世界讀書日到來之時。報上有一則書訊，介紹一本書《當圖書進入戰爭：美國利用圖書贏得二戰的故事》。二戰期間，美國為克服軍營的枯燥冷寂，提高士兵士氣，向軍隊提供了1.2億本“軍供版”圖書。為方便戰地生活，還特別製作成小巧、輕便的開本。戰爭打贏了，這些圖書功勞不小。一個戰士，配發槍支、罐頭的同時還配發圖書，這再次説明，精神與物質同樣不能少。也説明閲讀是一種國家行為，要由國家來具體組織實施。
這使我想起我曾經受益過的國家閲讀行為。上世紀50年代，我小學讀的第一套課外書是兒童版的《西遊記》等四部古典名著。60年代，中學時讀的是學生版的《中華活頁文選》，只幾分錢一頁。普及版的《歷史小叢書》、古典文學叢書，只一兩毛錢一本。就這樣把我引入知識的殿堂。大學期間到農村參加運動和勞動，又知道當時國家還有專門的農村版讀物，價格低廉。這些書不知道培養了多少農村通訊員、教師、作家等農村知識分子。這都是那個時期的國家閲讀行為，動用了最好的專家學者為讀者編書——歷史小叢書就是由著名歷史學家吳晗主編；許多“小人書”都是名畫家來畫，如名畫家劉繼卣的《東郭先生》《武松打虎》。那是一個百廢待興、國家亟需提高勞動力和公民素質的年代。所以加緊普及知識，不玩花架子，對症下藥，種瓜得瓜。就像戰時給軍隊配書，書是要當槍使的。
現在閲讀形式發展了，有兩大塊。一是紙媒的書報刊閲讀，二是電媒的電視、網絡、手機閲讀。對於閲讀，我們現在年年喊，但是洪水氾濫，放任閲讀，沒有實效把控，甚至還有誤導、誤讀。作為紙媒近年我們也組織了一些大型出版工程，如古籍整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等。但這些工程主要是針對專業隊伍的，是地標性建築，不能解決平民百姓的住房。而孩子們的閲讀反而是教輔成災。電媒更有點不知所措，見利忘義，什麼搶眼播什麼。打開電腦工作，總要先強跳出幾條八卦，強迫你閲讀。有一次主動閲讀對我刺激更深。去年“九·一八”紀念日，又是郎平帶領中國女排拿奧運冠軍的日子，我急忙打開央視頻道，卻看到兩個經濟專家的專題節目：討論王寶強離婚，家產該怎樣分？至於手機、網絡就更是粉色間黃色，八卦加明星，勞模、功臣、平民靠邊站。
閲讀是國家行為，是國家藉助國力，服務民眾、引導民意、提高國力、凝聚民心的行為。不只是一般的政治號召、輿論引導，而是要有具體的調研、規劃、預算、實施。這是一種軟實力，與國家的交通、能源等基礎建設的硬實力同等重要，平行實施。現在的國家閲讀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又有不同。那時的背景是知識貧困，一張白紙急畫圖；現在是信息過剩，亟待去粗存精、去偽存真，要不浮躁、下苦功，拿出國字牌的出版物，像作戰的集團軍一樣，組成一批夠水平的文章、書、節目等作品集羣。要能形成衝擊波，佔領陣地、守住陣地。精神文明建設也是逆水行舟。我們期待一個新的出版、閲讀台階。這將決定新一代的國民素質。
